“不务正业”的青年医生

《柳叶刀》，一本世界顶级医学期刊，全球医学研究者的梦想级殿堂；“柳叶刀”烧烤，北京一家不起眼的烧烤店，开业时只有12张桌子。怎么看，后者都像对前者的另类山寨。

29岁的王建是这家烧烤店的创始人，也是一名肿瘤外科医生。我们的采访定在周五中午12点半，他说这个时间用餐的人相对较少，但我们到时，店里已经没有空位了，进门处狭小的空间挤满了等候的客人，不少后来者排不到号，只能失望而去。

“柳叶刀”烧烤店创始人王建

最近又有写柳叶刀烧烤的文章在朋友圈刷屏，不过王建并不认识作者。服务员忙得晕头转向，中午的号已经排完了，王建只好带我们去隔壁餐厅。进门时有服务员认出了王建，笑着给同伴递了个眼神，说是隔壁的老板。

烧烤店是王建拉着一帮同学朋友开的，算下来有位十几个股东，大多数都是从北大清华毕业的医生，分散在京城各大医院的科室。所以，围绕在这家烧烤店背后的所有光环与争议，都绕不开医生这重身份。王建深知，如果没有医生身份和北大清华的背景，烧烤店不会像现在这样引人关注。

当初王建把开店的想法告诉大家后很快获得了支持，一天之内就筹到了80万的启动资金，有人还拿出了自己的奖学金。那时王建还在南方的一家医院上班，刚刚完成博士论文答辩的程丝有了空闲时间，承担下了很多筹备工作。

开店没有想象的那么容易，餐饮行业准入门槛低，坑却不少，寻门脸、办手续、找施工队……程丝告诉我，这里面的坑，他们几乎趟了个遍。去年4月底，张罗了几个月后，烧烤店好歹开业了。开始来光顾的食客主要是北京各大医院的医生和医科院校的医学生，小小的店面常被挤得水泄不通。

对医生们来说，“柳叶刀”这三个字就有足够的磁力，不止是因为《柳叶刀》杂志，更因为这是他们进出手术室最常用的工具，也成为医学的一种象征。1823年，英国人汤姆·魏克莱（Thomas Wakley）创立《柳叶刀》时，就是以外科手术刀的名字“柳叶刀”（Lancet）来为刊物命名，而Lancet在英语中原意为“尖顶窗”，借此寓意期刊志在成为“照亮医界的明窗”。

给烧烤店取名柳叶刀对一群年轻医生来说并非多难的创意，开业三个月后，他们再开脑洞，推出了的霸王餐活动，凡在《柳叶刀》杂志及其子刊发表科研成果的作者均可获得一份专属的豪华双人套餐。活动推出后，被吐槽是史上门槛最高的霸王餐。

他们决定降低门槛：5年内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发表SCI、SSCI、CSSCI的顾客，拿凭证在店里消费享受折扣。为了便于量化，他们又引入文章影响因子（目前国际通用的期刊评价指标，也是论文质量的重要指标）作为计算标准，优惠金额即影响因子乘以10得出的数字。比如，在影响因子为47的《柳叶刀》发布一篇，优惠470元；在影响因子为10的Cancer Research(《癌症研究》杂志)发表一篇，则优惠100元。刚开始的时候，优惠额度上不封顶，但显然低估了京城学术圈的潜力，没过多久，他们就招架不住了，“再下去要就要被吃垮了”。为了活动的可持续性，又给规则打上了“补丁”——优惠金额不能超过就餐费用的30%。王建告诉我，活动推出后，平均每个月有400桌可以享受到折扣，打折让利近14万。但这笔账还不能完全用数字计算。

“快来快来，爸爸又发文章了，这次可以打折了。”“爸爸好厉害！”这是王建听到的一个清华的博士后与女儿的一段对话，这比盈利数字更让他们自豪。开业后，还有许多医学界老前辈光临以示支持，他们发表在顶级期刊上的文章可用来打折许多次，不过却坚持全款买单，“自己的孩子创业哪能打折。”甚至还成了高校课堂上的段子，老师们“吓唬”学生们：不好好发文章，连顿烧烤都吃不上。

去年10月，店里迎来了《柳叶刀》的全球高级执行主编William Summerskill教授。Summerskill身份曝光后引起了一阵骚动，原本都在店内埋头撸串的食客纷纷自报家门，《柳叶刀》杂志亚洲区总编辑，广东省人民医院心内科主任、南医大附属医院心内科主任等，求合影的在过道上挤成了一条长队。王建和程丝提出请教授免费吃饭，不过他坚持全款买单，理由是他这次没有带柳叶刀文章来所以不能免费吃饭，付全款是向他们这群中国年轻医生的创新而有意义的想法及行动致敬。Summerskill教授还开玩笑说，以后录用的柳叶刀文章，可以恭喜作者：“您可以去柳叶刀烧烤吃霸王餐了！”《柳叶刀》主编亲临柳叶刀烧烤店后，有人评论说，以后柳叶刀烧烤店成了医界必去的5A级景点。

很多人问王建为什么要开一家烧烤店？他总会提起一件事。读研期间在医院实习，他经常要值班到深夜，下班路上，他曾不止一次亲眼目睹不法分子在学校食堂附近下水道挖地沟油的场面。后来，自己和朋友经常光顾的小饭店因为使用地沟油和假羊肉被查封。这些事情对他产生极大触动，也为日后的开店念头埋下伏笔。开店之初，创始人们就定下规矩：肉不能提前腌制，必须现刷现烤；所有食材必须当天购买，所有菜品不得过夜，包括凉菜和小菜；肉串绝不炭烤而用电烤；油只能刷一遍，不能反复使用。他们不知道店能开多久，但要确保不在食品安全的问题上出任何差池。

之所以能赢得同学们的支持，不止是因为这是一家烧烤店，王建和程丝希望的是让它成为一个医生的据点，在这里一边撸串一边侃学术。为什么是烧烤店？除了王建的家乡徐州烧烤小有名气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烧烤店与餐厅饭店比门槛较低，咖啡厅与火锅店也是当初的选项之一，不过咖啡厅的缺点是不适合大声讲话，火锅店则因为火锅的存在而造成距离感，也被排除在外。坊间有段子：“世界上没有什么事是一顿烧烤不能解决的，如果有，那就两顿。”烧烤店是这群年轻医生能想到的最合适的场景，可以开到深夜，对得上他们的夜班时间，三五好友，撸串喝酒，更能让紧张忙碌了一天的医生们卸下包袱，忘掉不快。烧烤店日后的红火证明了他们对医生需求的精准把握。

白大褂后的生活

走出烧烤店，换上白大褂后的生活是截然不同的。程丝是北京一家三甲医院的医生。2009年高考后，这个专业在她们省只招了三个人，程丝是幸运儿之一，顺利进入北大医学部开始了漫长的学习生涯，也开始了对那身白大褂的美好想象。不过环顾四周发现，身边有的同学已经走上了其他的轨道，转行的转行，出国的出国，当年大热的医学专业现如今报考的人越来越少。一年之前，程丝自己也放弃过。

规培期间的新医生工作强度大，早上7点多到医院，晚上八九点才能下班，还要经常轮岗去急诊，白班夜班来回倒。有段时间，程丝内分泌失调，满脸长痘。她只能安慰自己，三年又三年，新人熬成老人总有出头之日。从学校宿舍搬出后，一个月几千块的规培费交完房租就所剩无几，还得继续啃老。

图片来源：摄图网

不过，更大的压力来自精神层面。有天在急诊科值班，一位老年患者被送过来时已经快不行了，程丝和心内科的医生正在抢救，患者的儿子竟然指着他们说，你们几个的名字我都记下了，要是救不过来你们也别想活了。至今想起，程丝还是很不能理解他为什么在那种场合说出那样的话。“我值了一整天夜班，滴水未进，忙得连饭都没吃，我们谁不想让患者活过来。”她突然觉得一切都失去了意义，学医多年在内心建立起的秩序正逐渐瓦解，不想谈论关于医生的任何话题，只想尽快逃离。

程丝去了美国一家健康相关公司，干了一份相比规培医生而言“钱多活少”的工作。不过心里却空了一块，没多久还是回来了，她说自己舍不得做医生的那点职业荣誉感。她坐下来回想，全是当医生的好：在高铁上救治患病乘客后众人回以的掌声，晚上加班查房时小患者送她的酸奶，还有出院的患者送来的一封封言辞恳切的感谢信。

大环境当然不会因为一个年轻人的改弦易辙而有所变化，程丝要学着去适应。她掏出手机给我看，在她们的年级群内，从全国最好的医学院里毕业的同学们如何讨论哪个牌子的防刺衣比较好，分享自己常用的防身小工具，辣椒水、防狼喷雾、小型电棍……甚至有人推荐公安用品展销会的信息。就像讨论衣服和鞋子一样，大家的口吻虽稀松平常，却透着一股心酸。令程丝有些意外的是，甚至有些教授在朋友圈转发了《中国医生逃生指南》，还与一个在B超室工作的朋友也出来咨询，在她印象中，那可是最安全的地方。

“一边想着治病救人，一边要想着别人可能从背后刺你一刀。”程丝觉得有些悲哀，“很多新闻里面，杀医生只是为了泄愤，医疗纠纷都算不上，凶手可能跟医生没有任何关系，谁碰见算谁倒霉。”但事实是，这种不安全感已在医生群体中蔓延，像一种传染病。

程丝自觉在医院工作尽心尽力，也受到了很多患者的认可，但出诊、查房时还是会经常换上跑鞋。以前也有一种撕裂感，但她现在已经习惯。“毕竟长这么大也不容易，还有父母，一旦遇上医闹，至少可以跑得快一些。”

图片来源：摄图网

王建有一次在急诊值班，一个患者既没挂号还要插队，被他制止了。“他病情不严重，我让他先挂个号在外面等着。”对方怒了，说他怎么那么看重钱，还威胁说第二天要找人来。隔天去上班时，王建果断脱下平时穿的洞洞鞋，换上了跑鞋。

“很多问题我们也无能为力，不过大多数人是好的，相信环境也会越来越好。”王建和程丝都这样安慰自己。医院容易看见坏，也能遇到许多好，这些点点滴滴的好，对刚刚工作的青年医生来说显得尤为珍贵。程丝原来收治过一个脑梗病人，恢复得不错，出院后还一直跟她保持着联系，她家收了什么新鲜蔬菜常要送些来给程丝。“她老惦记着你，觉得你救了她一命。”这时候，纵使环境再怎么恶劣，也能忘掉其他糟心事，程丝意识到，原来她真地在改变别人的命运。

但很多时候，她觉得自己什么都无法改变。当住院医师的第一年，她曾接收过一个患者，家里很穷，母亲躺在床上，妻子也没有劳动能力，一家人都得靠他养活。后来被查出副肿瘤综合征，程丝介绍，这种病并非不可治愈，但医药费对已经债台高筑的他家而言又是一道跨不过的坎。程丝看着心里也很着急，晚上经常加班查文献，想替他家找找更好的治疗方案。熬夜之后眼睛布满血丝，他们家人每次看见都叮嘱程丝不要熬太晚，多多休息。这样的瞬间能让程丝忘掉所有的疲惫。她很想做点什么，最先想到的是帮他们筹钱，但第二天，患者决定回家了，他不想把家里拖进更深的深渊。

程丝躲进卫生间哭了很久。她什么都做不了，也不知道这家人今后的生活该如何继续下去。出院之前，一家人还特地来医生办公室感谢大家的关照，拥抱的时候，程丝喉咙像卡住了东西，呆呆的什么话也讲不出。

近十年的专业训练告诉程丝，不管是正面还是负面情绪，她必须一股脑吞进自己的肚子，没有时间给她来咀嚼消化。“没办法，总不能病人来了你哭我也哭，那谁来给他看病。”面对生死，程丝感受到了一种巨大的孤独。医生圈子本就封闭，圈里的人忙得自顾不暇，圈外的人又因为专业隔膜难以理解。以前，她只能一个人默默地回家收拾心情。现在，脱下白大褂后，她能来自家的烧烤店，而且遇到的很多都是同行，她是自己喜欢这里的烟火气，有时候，各个科室的医生聊聊自己的奇葩见闻，倒倒苦水，很多郁结不开的事一下子就风轻云淡了。

随着媒体一轮轮的报道，柳叶刀烧烤店从医学圈逐渐走向大众，许多普通人慕名而来。创始人们身上的标签带给他们光环的同时，也伴随着质疑。烧烤店终究是一门生意，以救死扶伤为本职的医生不好好钻研医术，哪还有精力去做生意？

去年烧烤店开起来后，有媒体报道了他们的创业故事，提到他们搞副业是因为经济压力，同样引来不少人的质疑。和北大毕业生卖猪肉的新闻一样，北大清华毕业的医生卖烧烤面临同样逻辑的拷问。他们不得已专门发了个声明，称烧烤店“日常经营有专门的职业餐饮人负责，无股东因生计所迫兼职，无股东因职业不满创副业。股东均为有余力投资……”烧烤店走上正轨后，王建和程丝只用负责店里重大事项的决策，他们觉得自己不过是利用大家平时休闲娱乐的时间做了一件不同的事。

王建和程丝

从医院到烧烤店，看似跨界很大，但王建发现，“做医生面对的是患者，开烧烤店面对的是顾客，都是服务别人，而且我们努力给大家提供安全健康的食物，本质上和治病救人是一样的。”他不认为自己做的事有多么反常，“医生确实是比较特殊的一个群体，体制内的倾向于按部就班，也有不少医生去创业，但大部分是跟医疗相关的，我们做了一些可能其他人没有做过的事，满足了开一家自己的小店的梦想。其实就这么回事。”